隆庆中兴第1944章舶来百货商贾兴七

大明对于矿冶一向是采取严厉控制的态度太祖皇帝就曾经说过：“矿冶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

况今凋敝之余岂可以此重劳民力。

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 从太祖皇帝开始大明对于矿冶就是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在经历元末的大规模战乱之后太祖皇帝不允许开矿其实是很正确的因为朝廷在这个时候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以恢复大明的元气不仅如此为了打击民间的矿冶大明律还以严刑峻法严禁民间私采矿藏。

按照大明律规定：“盗掘银矿、铜、锡、水银等项矿砂但系山洞捉获曾经持仗拒捕者不论人之多寡矿之轻重及聚众至三十人以上分矿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分初犯、再犯问发边卫充军。

若不及数又不拒捕初犯枷号三个月发落再犯免其枷号亦发边卫充军。

其私家收藏道路背负者止理见获照常发落不许巡捕人员逼令展转攀指违者参究治罪。

” 在大明初年这种制度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在整个洪武朝朝廷的政策侧重于休养生息以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农业为急务力图尽快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巩固政权对于矿冶采取了相对严厉的禁止政策。

但是在洪武末年太祖皇帝也调整了相关的政策放松了对于矿冶的管理。

但是在成祖朝朝廷对于矿冶的态度再次收紧成祖厉行矿禁填塞许多矿洞矿穴将采煎银矿者或杖或流。

还限定每处铁矿场仅设置一座炼铁炉每炉不得超过50人。

“若有多聚炉丁及别省人称首者”拿获押往官府从重治罪递解回原藉采取严厉禁止的方式。

但是到了英宗朝朝廷逐渐放松了对于矿冶的管理英宗就曾经下诏称：“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

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

” 从孝宗朝开始朝廷就开始逐步放松对于矿冶的管理同时以抽分或者向各省摊派物资的方式收取矿税其实逼迫朝廷放开矿禁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减弱虽然朝廷也曾经多次重申矿禁但是从成祖以后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下降地方官府也很难控制自己的辖区地方的豪强们为了获取利益不顾朝廷的禁令开矿已经是根本无法禁止了。

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朝廷本身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大量的欠税和频繁的用兵使得朝廷的财政不堪重负为了维持财政不得已放松对于矿冶的禁令想要以此获取赋税用来填补朝廷的用度不足而且不少官员们也上疏要求放松对于矿冶的禁令。

尤其是在嘉靖朝后勤由于持续的用兵和大量的营建朝廷的开支浩大用度不足很多官员上疏请求放开矿禁以增加朝廷的收入之前有官员上疏称：“方今国计告绌经费罔极宗藩之禄入属国之缯帛屯戍日增河漕岁溢种种待用生生靡给。

而又加以天灾流行飞蝗游魃垄亩为劳米薪是急公私双顿入不逮出。

天地固有自然之利出于常赋之外者下不瘠民上不损官孽利盐田产获铜山古之人皆用之。

今之矿洞诚国家之外帑也。

今议者多惮始事之劳而谬为迂虑而委至宝于土壤砂石之内所可惜也！” 他们认为开放矿禁能够使得朝廷的财政危机缓解但是无论是嘉靖还是当时的首辅严嵩、徐阶都坚决不同意严嵩反对的原因很简单他曾经在奏疏中说过：“今众论纷纷言及矿禁愚以为矿禁一开有八可虑一曰矿盗哨聚召乱之可虑；二曰矿头累极土崩之可虑；三曰矿夫残害逃亡之可虑；四曰矿兵粮缺噪呼之可虑；五曰矿洞遍开浪费之可虑；六曰矿砂银少逼买之可虑；七曰民皆开矿失业之可虑；八曰奏官肆横激变之可虑。

而矿冶于官无大益而结怨于民他日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之数矣。

” 严嵩等重臣对于开矿是极为警惕的这些矿工大多都是悍勇之辈为了钱财身家性命都不顾一旦聚集起来对于朝廷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这点严嵩和徐阶等人是极为清楚的所以终嘉靖一朝无论朝廷财政多么拮据朝廷仍旧在坚持矿禁并没有放松。

而到了本朝徐阶、李春芳、高拱等人同样是持这个态度虽然朱载坖兴办了大量的官营工场开发矿冶但是对于民间的矿冶仍旧采取的是严禁的政策甚至在修订大明律和大明律例集结的时候再次重申了矿禁。

在隆庆十五年所颁布的大明律例集结中仍旧规定：“凡盗掘金、银、铜、锡、水银等项矿砂每金砂一斤折钱二贯银砂一斤折钱四百文铜、锡、水银等砂一斤折钱一百文俱比照盗无人看守物准窃盗论。

若在山洞捉获者分为三等：持仗拒获者为一等。

不论人数矿数多寡及初犯再犯不分首从俱发边远充军若杀伤人为首者比照窃盗拒捕杀伤人律斩。

其不曾拒捕若聚至三十人以上者为二等。

不论矿数多寡及初犯再犯为首者发边远充军为从者枷号三个月照罪发落。

若不曾拒捕又人数不及三十名者为三等。

为首者初犯枷号三个月照罪发落再犯亦发边远充军。

为从者止照罪发落。

凡非山洞捉获止是私家收藏道路背负者惟据见获论罪。